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丑故事·尘事 | 乡村生活札记:逝去的故乡,逝去的时光

丑故事 2020-09-17 10:00:04

作者 林煜

过去的从未过去,未来的已经到来。此刻,我回到临海老家,和临海博物馆的陈引奭馆长约好去那里参观。


灵湖边新落成的博物馆人山人海,车辆把周围的马路堵得水泄不通。博物馆入口处队伍排成长龙,一眼望不到头。问前面排队的,说已经等了两小时了。


放古老货的地方生意忒好?望西洋镜啊?进去逛逛。


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与传统博物馆不一样的空间。让我留连忘返的是这样的展厅:展出的老东西一点都不稀奇,二十年前的乡下遍地都是。可是说它们是“老东西”,不如说是刚刚逝去的生活;说是“临海的”,还不如说是“我的”。


是啊,那就是我的生活,我的时光,我的故乡。一切都历历在目,触手可及。


无论影像、绘画,还是仿真的生活场景、人物蜡像,都像是从我的记忆深处硬生生地抠出来,让我悲欣交集。


是那些过去的时光让我来到现在,又迎向前方。



解 放 街

我时时梦见这个画面。古老的街道,青石板路面,人来人往。


这是临海古城的解放街(现在叫紫阳街),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,头戴笠帽,身穿灰布对襟,肩挑盛满油泡的脚篓担,脚篓线上挂着一副带秤锤的铜盘秤,正急步穿过永靖坊。古老的街沿下,一个小孩一边吮着右手的手指,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油泡看。


我仿佛看见父亲,正朝我走来。某一个瞬间,我觉得他就是我的父亲。


自从有了记忆,我就时常听父亲母亲说“解放街”。父亲和母亲经常去城里的解放街卖油泡。我还知道解放街上住着一位“老金伯爷”,还住着一位“木更老倌”。


除了农忙时间,每间隔一天,凌晨一点钟左右,父亲和母亲就早早地起床,挑着担子、打着手电出发去城里。如果这天晚上正好有月光,手电也免了。父亲和母亲要翻过三座山,趟过一条河,步行四十五里路,走进临海老城的西门头(朝天门)走进城门,正赶上解放街的早市时间——早晨六点钟。


父亲和母亲把整担的油泡(杭州人叫油豆腐)粜(临海方言,意为“贩”)给家住解放街的老金伯爷和木更老倌零卖。然后,每人吃一碗一毛钱的馄饨,原路走回家。走出西门头时,通常是早晨七点钟,是家里的孩子们起床的时间。


重新再趟那条河,翻那三座山,走四十五里路,回到城西的村子通常是中午十二点左右。来回走十个小时。


稍事休息,父亲和母亲又开始下一轮的工作:浸泡黄豆;浸泡得差不多了开始用石磨磨豆浆,父亲拉磨,母亲添豆,孩子们长大了,也开始帮忙;烧一镬(直径二尺三,所以又叫“二尺三镬”)开水,冲进刚磨出的豆浆,搅拌;用纱布滤掉豆渣;再把豆浆倒进二尺三镬烧开;用盐卤把熟豆浆点成豆腐脑;把豆腐脑盛到豆腐匣里,搬起大石块把它压成两公分厚的老豆腐。


从头一天的下午开始做,到第二天晚上七点,通常能做成七匣的老豆腐。把老豆腐切成小方块,放在油锅里泡(临海方言,意为“油炸”)成油泡。一锅泡好了紧接着泡另一锅,一直泡到深夜十二点左右才能结束。


接下来,父亲和母亲可以休息一个小时,然后到了凌晨一点,他们再次挑担出门,走四十五里路去城里的解放街,把整担油泡粜给“老金伯爷”和“木更老倌”。


这样两天一趟,最多赚五毛钱。有时候一分钱都不赚,只赚那不花钱的豆腐渣、豆腐水,用来喂猪。把猪养大,卖掉,也是利润。


这样一趟接一趟,周而复始。


这样的生计,父亲和母亲坚持了二十余年。带大了六个孩子,供养了五个孩子上学读书。


大姐帮助父亲母亲做豆腐,卖油泡。十三岁开始孤身一人摸黑出门,挑担进城。只有她没有上学。



老 篾 匠

一位白头发的老人正坐在屋前的“倒地”(临海方言,意为“屋前的空地”)做脚篓。脚篓快要收口了。他的身后是鸡、鸭、鹅。再后面,是石头墙壁、木头柱子横梁的老屋,典型的浙东山村民居。


老人神情专注,脸上泛着健康的红色。父亲六、七十岁时就是这个样子。


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篾匠。


有一次,一根细细的竹篾深深地插进左手的大拇指,因为没有及时消毒和治疗,大拇指开始发炎肿胀溃烂。


没去医院。只是把土草药嚼烂敷在伤口,草草包扎。终于好了,可是大拇指已经萎缩变形,变得比小指还细,而且是尖尖的,像那种时髦女人的指甲套。


对一个篾匠来说,没有比两只手的大拇指更重要的了。篾匠这口饭是吃不成了。


但是家里的那把篾刀一直还在。 父亲农闲又不卖油泡的时候会拿起这把篾刀,慢慢悠悠地做他的篾匠。后来父亲年纪大了,卖不动油泡了,也会闲下来做篾,给家里添一些家什。


家里的所有篾席都是父亲亲手做的,其中有一张篾席睡了几十年了,变成了深红色。


家里有一张晒谷用的箳,也是父亲亲手打的。面积有睡觉用的篾席三倍大。村里,家家户户都有箳,用来晒谷、晒麦。我们管晒谷场叫“箳场”。


星光灿烂的夏夜,我们把卷起来的箳扛到“倒地”或“箳场”上,摊开,兄弟姐妹并排躺在箳上乘凉,一张箳上可以躺十个人。我们点起驱蚊用的艾草,摇着蒲扇,仰望星空。



鸡 窠

博物馆展出的鸡窠和我家老屋的鸡窠长的一模一样。不同的是,老屋的鸡窠头还放着一只垫着稻草的竹篮,是给母鸡下蛋用的。母鸡要下蛋的时候自己会翻进竹篮里。当然,也有不听话的母鸡会把鸡子(方言,“鸡蛋”)生在鸡窠里面,结果沾满了鸡屎。


画面上,一只草鸡带着它的孩子在进食,一只雄鸡立在鸡窠头,像在守卫,又像在显摆。


每天清晨,母亲把鸡窠门打开。公鸡母鸡蜂拥而出,欢快地奔向田野。傍晚天黑之前,它们又自己回来,钻进鸡窠睡觉。这叫“进窠”。父亲和母亲还养过多年的母猪,母猪生的一窝猪仔,叫“一窠小猪”。


刚娶媳妇的男子叫新郎官,刚出嫁的女子叫新妇娘。还没打鸣的公鸡叫小雄鸡,第一次生鸡子的母鸡叫新草鸡。快要生鸡子的新草鸡叫声里有一种秘密的兴奋,步伐和眼神都与往常不一样。为了引诱新草鸡到鸡窠头的竹篮下蛋,母亲会在竹篮里预先放一个鸡子,让新草鸡知道,这是它应该下蛋的地方。果然,每只新草鸡都很傻很天真。


捡鸡子是童年最大的乐事。新草鸡下的第一个蛋通常带着血,我把这个新下的蛋捡走,让母亲放的那只蛋继续留在篮子里。如果把全部鸡蛋都捡走,有些母鸡是会生气的,把蛋下到别人家去。


鸡子攒在“界橱”的抽屉里,留着待客用。稀客、远客都是贵客。贵客进门,落座,镬孔点着,鸡子茶泡起。鸡子茶,杭州俗称糖汆蛋,水烧开,把鸡蛋打进水里,慢火闷熟,放糖,盛起,端上。贵客,三个鸡子为敬。


有一次,我去外甥的“老继娘”(方言,意为“干娘”)家作客,端给我的鸡子茶里打了六个蛋。


鸡窠左侧放着一口酒雕,一只盐屉。送一雕泥封的黄酒,这是乡村很好的礼物。黄酒喝完,剩下的就是这口大有用途的酒雕。


盐屉,放盐的陶瓷罐子。上半截鼓出的部分,里面放盐;中间是带孔的隔层;食盐里融化淌下来的液体储存在下半截的容器里,乡村也叫“盐卤”,主要成分是氯化纳,乡村用它腌制咸蛋。


但这与我们点豆腐用的“盐卤”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,点豆腐的盐卤,因为融化前长得像又厚又硬的冰块,所以我们叫它“卤冰”。


乡村里,有想不开的人把卤冰当作对付自己的毒药,它会让血液凝固。很多年前,有位男主人吵架后,端起一碗准备点豆腐的卤冰一饮而尽。虽然马上送到医院灌肠抢救,捡回性命,但从此一辈子落下“猪咸”(方言,“癫痫”)的毛病。


2006年,老家盖新屋,老屋拆除,鸡窠也被拆掉了,一堆旧木板塞进镬灶孔,烧熟了待客的一顿饭。



镬 灶

家是什么?在我看来,家不仅仅是一座房子,家是当我回来的时候,看见母亲坐在镬灶前烧火,燃烧的炉膛劈劈啪啪作响,炉火映红了母亲的脸,镬里的饭快要烧熟了。


“小军,你回来啦!”母亲归家的问候就像一脉清泉,时时刻刻、年年岁岁流淌在我的心田。不管我飞得多远,只要想起母亲围着镬灶上上下下的身影,我就想着要回到那个山村,陪在父亲和母亲身边。


小学毕业,刚刚师范毕业的二姐带我和二哥翻出“天打岩岭”,从小海门搭车去临海,再转乘长途汽车去海边,开始了六年的中学生活。离家100公里,我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。上大学以后,每逢寒暑假,我便归心似箭,以最快的速度回家。


回家,最有意思的事莫过于坐在镬灶前的长凳上,一边烧镬孔,一边和母亲聊天。炉火熊熊燃烧,镬里的食物滋滋作响,热汽从刚刚揭开镬盖的镬里升腾而起,直冲天花板,整个屋子弥漫着食物的香味。母亲和父亲都热爱烧饭,他俩从来都不觉得烧饭是一件麻烦的事。


到了冬天,天气越来越冷,一家人吃罢晚饭,一起围坐在灶前烤火取暖。经常会有串门的邻居推门进来,加入我们。我们搬来晒干的树根,耐心地点燃它。树根一层层地烧起来,炭火一层层剥落,火星升起,熄灭,落下。夜深了,村庄沉沉睡去。我们久久不愿意从灶前离开。


母亲在灶前烧饭的时候,经常给我们唱道情筒(台州地方戏):


“外镬煮羹,里镬煮饭,十八个兄弟吃得饱〜墩〜墩〜”


我们三个兄弟,三个姐妹,吃饭要靠抢。我是家中老六,印象中每顿饭都可以吃得“饱墩墩”。但大姐、二姐、大哥的记忆不一样,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,上顿不接下顿。


有一次,水已经下锅,镬孔已经点着,母亲发现米甏里已经没米了,只好去借米下锅。


吃大肉,经常要等到过年。家里养的一头猪,年前杀了,白肉卖掉,自己留一个猪头过年。猪头就放在里边的二尺三镬里煮。有猪头肉吃的年是不一样的丰年。


有一年,父亲和母亲去城里卖油泡, 让大哥和二姐先把猪头在二尺三镬里煮起来。可是等父亲和母亲从城里回来,锅里已经只剩下一付猪骨头了。肉已经全部被拆下来吃光了。


偶而,不过年也吃肉。大哥长到刚比镬灶高一点点的时候,有一天放学回家,看见母亲把猪肉放进镬里煮,天晓得什么原因,他哭了。他下巴勾在灶沿上,一边哭,一边问:“猪肉烧熟了吗?猪肉烧熟了吗?”大哥从猪肉下锅开始哭个不停。终于,猪肉也哭熟了。


现在,老病的母亲长年躺在医院,几乎不会说话了。我去医院看她,抚摸她的额头。大家都说,她的头脑已经不清楚了。可是,我知道她能一眼看出儿子来了。有一次,她扭头吩咐照顾她的阿姨:


“快点把镬孔点着,面烧一碗……”


逗得阿姨哈哈大笑。

母亲想烧碗好吃的面给她的儿子吃——让每一个孩子吃饱穿暖,这是母亲穷尽一生而努力实现的事业,朴素而崇高。



八 仙 桌

张八仙桌,四条长凳。左侧一口水缸一双水桶。


右侧一口“界橱”。界橱是乡村必备的家具。如果一户人家,穷得连界橱都没有,那就可以叫“赤贫”了。


界橱,通常从上到下分四部分(画面中的界橱只有三部分)。第一部分:四门柜,里面还有隔层,主要存放食物和厨房餐桌用具;第二部分:一排四个抽屉,主要存放针头线脑、鸡蛋鸭蛋、零钱杂碎;第三部分:半敞开的碗柜,底部是斜钉的木条,用来晾放刚洗好的碗,方便漏水;第四部分:半敞开的甑柜,底部是平铺的木档,用来存放木桶、粥甑、饭锅等大件厨房用品。


能做界橱的木匠叫“细木匠”。我的曾祖父就是一位远近闻名的细木匠。


画面中,如果你还能注意到界橱底下那只小木桶,并且叫得出它的名字,那就说明你曾经是类似生活环境的主人。


那是汲水用的“阿兜”。不用的时候,它通常被勾在水缸的边沿。在我的婴幼儿时代,大哥经常玩这么一出把戏:一把把勾在水缸边沿的“阿兜”扔进水缸里,然后对我撒下弥天大谎——


“阿兜漂走喽,漂出箬溪口喽〜〜”


箬溪发源于村北的白岩山,穿村而过向西流,在十里外的箬溪村汇入灵江的上游——永安溪。我听他这一唬就哇哇大哭。然后,大哥得意洋洋地把阿兜捞上来,重新勾在水缸边沿。我停住不哭。可是不一会,大哥又故伎重演。


才过去几十年,乡村就已经没什么人用阿兜了,用丑陋的铁桶。在中国的大地上,会箍桶的匠人也越来越少。


父亲和母亲,六个兄弟姐妹,刚好坐满一张八仙桌。


母亲总是最后一个上桌。如果有客人,母亲干脆不上桌,等客人都吃完下席了,她才吃一点剩菜剩饭。或者,就坐在镬灶下将就吃一点。


早年,家里来客人,或者办事业请客,母亲就负责整那一桌的饭菜。


后来,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,田里的农活越来越少,油泡也不卖了,父亲成了家里的掌勺。母亲只负责烧火。父亲烧完菜,会和客人一起上桌。母亲还是不会。


等我们都已长大成人,娶妻嫁人生子,我们竟也成了家里的客人。父亲和母亲对待儿子像对待女婿,对待女儿像对待媳妇——我们难得回家,一回家就是贵客。连小辈们都可以先上桌,母亲不会。


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磨豆腐的日子。中午,全家围坐在桌前,每人一“蓝边碗”米饭,桌子正中央是一大海碗的豆浆,又香又浓、透着猪油和酱油的香味。勺子是共用的,你只能用勺子把豆浆舀到自己的碗里,和着米饭吃,不能直接用勺子把豆浆送进自己嘴里。


也有可能是一大洋盆的豆渣烧萝卜丝芋奶。豆渣早就吃腻了,大家总是先挑芋奶吃,可是芋奶埋在豆渣深处。你用筷子戳过去,戳着了芋奶算你本事。


后来我到杭州,再也没有吃到过童年时代香浓的豆浆和豆渣。后来,我还把老家做豆腐的整套工具,老家做豆浆的工艺,连同做豆腐的师傅,一起带到杭州龙井山两个朋友开的餐厅。朋友用豆浆做迎客汤。客人都说这里的豆浆不一般。可是我无论如何都喝不出过去的味道。


豆浆居然都不能像在临海老家那样凝固起来!是黄豆的问题?还是水、盐卤、酱油的问题?


研究了很久都找不出答案。也许什么都没有问题。只是乡愁而已。



铁 匠

每年农忙过后,都会有永康来的铁匠像候鸟一样翻过山岭,挑着笨重的工具箱,走进我们的村子。


铁匠进村第一件事,是找户人家落脚。每次我们家都是不二之选。父亲做了二十多年的大队书记;而且,父亲母亲都很好客。


“落脚”意味着,住在我家,早饭吃在我家,炉子搭在我家,没有打铁主顾的时候,中饭晚饭也吃在我家。作为报酬,铁匠在离开这个村子之前打一把锄头送给我们。


来得最多的铁匠师傅名叫“关廷”。大家都是这么叫的,但名字怎么写,大家都不知道,也从来没有人打听过。他话也不多,笑容的幅度很小。我觉得他的眼中只有风箱、炉火和铁。


关廷浑身是健硕的肌肉。他通常会带上两个徒弟。他自己拉风箱,掌握火候。打铁的时候,他一手用铁夹夹住铁块,一手抡小铁锤。他的小铁锤锻打到哪里,徒弟的大铁锤就跟到哪里。和上面这张图片的情景一模一样。两个徒弟轮番赤膊上阵。


临时铁匠铺就搭在我们家大门左侧或右侧的屋檐下,每天吃过早饭,临时铁匠铺的变奏曲就开始响起:风箱开合的声音,炉火被风鼓起越烧越旺的声音,叮叮梆梆的打铁声,火红的铁块扎进水里发出的“滋”的一声……我天天立在旁边看,都看呆了,直到母亲喊我吃饭。


被风箱鼓起的炉灰四处飘散,只一会儿,我们家的房屋里里外处便蒙上厚厚的炭灰。我用手指在桌面上写字:“毛主席万岁”。吃饭的八仙桌、坐的凳子、烧饭的镬灶、睡的床,用之前都必须好好擦洗。但整座老屋通常要等到铁匠们离开,才进行一次大扫除。


特别是铁匠睡过的被子,已经睡得“漆黑烂大泥”(母亲的话,意为“像阴沟刨上来的烂泥一样漆黑”,形容脏极了);汗水、炉灰和污垢把被子的“布丝眼都塞满了”(母亲的话,意为“脏得已经看不到被子的纹路”)。母亲把被子泡在溪水里,等泡软了再用练槌猛击。一条小路傍着溪水穿村而过,不断有人路过,都说,被子洗出来的脏水可以肥田三亩。


铁匠们每年来一次,一次半个月。打完最后一把铁器——通常是我们家的,一把锄头、 或者朱锄、或者钉钯、或者镰刀。然后收拾工具行囊离开,赶往下一个村子。


有一年,铁匠关廷没有来。第二年,关廷还是没有来。


我听见父亲和母亲开始不停地念叨:今年关廷怎么不来了?


他们的神情是落寞的。这么多年下来,父亲和母亲已经把关廷当作一门亲戚。和其他亲戚不同的是,我们只知道他住在遥远的永康,但不知道具体的住址。我们也无法捎信过去,因为没有可以捎信过去的熟人。


第三年,关廷还是没有来……直到父亲2012年患病去世,关廷都没再来过。但我知道,因为那一段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经历过的岁月,关廷在父亲和母亲、在我们每个兄弟姐妹的心中,刻下了永不磨灭的生命印记,就像铁匠在最后出品的铁器上刻下的名字。


对彼此来说,我们都不是生命的过客。



西 门 头

这张照片和临海博物馆没有直接的关系,但是一晃又两年过去了。我把它放在这里,作为这一次漫长回忆的最后一部分。


我觉得相对于临海博物馆,临海古城及其连接的广大乡村,是一座更广阔的时时变幻的博物馆。


2016年清明节,兄弟姐妹商量,决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纪念父亲和母亲。我们决定重新走一遍当年父亲和母亲卖油泡走过的路。从村子出发到临海西门头,要翻过三座山,趟过一条河,一共四十五里。


早晨7点钟,我,以及家族里大大小小14个成员,背着水和干粮,从村子出发,浩浩荡荡朝城里(临海)进发。成员中最小5岁,其次8岁。大姐走在最前面,只有她知道这条路。她从13岁开始挑起油泡担,先是跟随、后来独自走这条路,直到出嫁。


村子群山环绕,青峰簇拥,通公路之前,村民只能翻山越岭出去。我小学毕业跟随师范毕业的二姐到海边的四岔上学,翻的是“天打岩岭”。翻过山岭,再步行五里,是小海门车站,我在那里搭车去城里,然后转车去四岔镇。


父亲、母亲和大姐去城里卖油泡,翻的是“清明寺岭”。我们从家里出发,走两里,就来到这座山岭脚下。


山谷里原来有小块小块的梯田,种着土豆、番薯等作物。最近几十年,山区开始禁猎,野猪泛滥,山间田地成了野猪的乐园。此刻,山间的田地里长着密密的茅草和灌木。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村子通公路以后,就不太有人走这条山路了。现在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汽车,平路都懒得走了。


我用脚刀(柴刀)砍了一些棍子,分给大家。山路已经完全被灌木覆盖。我们循着隐隐约约的山路,在灌木和茅草丛里钻进钻出,一会儿就汗流浃背。


终于爬到山头。山风吹拂着我们的脸。我想起从前,父亲和母亲走到这里的时候,天还是黑的。45里的行程才刚刚开始。


翻下山岭后是“山头何村”、“里岙洋村”。我们走出“里岙洋村”的村口,大姐突然热泪盈眶,对我们说:


“你们看见前面那棵树了吗?那里原来有一座路廊,可以歇脚。13岁那一年,我第一次独自到城里卖油泡,爸爸一直送我到这座路廊,他对我说:


“女儿,你看那边的天色,有一丝丝的鱼肚白,天马上就要亮了。我就送你那这里,前面的路你自己走。不要怕!”


一个13岁的小姑娘,那一刻独自挑起了生活的重担,孤寂地走向黑漆漆的不确定的远方。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?终究,我们要离开保护我们、引领我们的父亲和母亲,独自去经历生命中未知的一切。父亲和母亲目送着我们远去的背影,我们不敢回头,害怕他们看见我们脸上脆弱的眼泪。爱是我们唯一的力量之源。


我们继续往前走,走过“陶岙村’。以前,父亲、母亲和大姐要翻越右侧的“官庄岭”,下山后还要绾起裤管趟过那条恐怖的河流——始丰溪,灵江的支流。


大姐说,有一次过河的时候,她一脚踏空,差点被水冲走。


这一次,我们一行14人,不需要翻越官庄岭,也不需要趟水过河。我们沿着新开的乡村公路笔直往前走,越过042乡道,从“坊前大桥”越过始丰溪,然后右转,沿着一条乡村公路一直走到永丰镇。


前面是茶园岭。如今,104国道穿山而过。从前,山路边有一座庙,叫茶园寺。


大姐13岁那年,第一次独自去城里,挑着油泡担翻越茶园岭,走到茶园寺的时候,天还蒙蒙亮,她看见一辆手拉车搁在寺门前,上面盖着一张旧草席,几个人围着哭。大姐走近一看,顿时吓得魂飞魄散——她看见草席外露着两只煞白的小脚。一个小孩淹死了,刚刚捞上来。


大姐说,13岁以前,我什么都不怕,受了这一次的惊吓以后,胆子变得很小,经常被吓得心脏怦怦乱跳。


一行14人,走到西门头的时候,已经下午两点。单程45里,我们走了七个小时。我们没有挑担,但我们带着三个分别5岁、8岁和9岁的孩子,没有人背他们、抱他们,是他们自己一路走来。相对他们的年龄,完成这次旅行无疑也是一次壮举。


我们在西门头合影留念。


走进西门头朝天门的城门,我的脚步又变得轻盈起来,我仿佛看见父亲和母亲就在前面走着。他们挑着重担,长途跋涉走到这里的时候,一定特别想知道此刻街市上油泡的行情,想着“老金伯爷”和“木更老倌”是否会给他一个更好的价钱。


但是他们一定不会知道几十年以后,他们的子孙后代会一起重走这条路,他们不是为了生计,而是为了纪念他们,为了让祖辈勤劳朴实的精神代代相传,生生不息。


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和母亲,以及逝去的乡村生活。


2018.6.11日于杭州

作者介绍:林煜,临海括苍镇人,毕业于杜桥中学、杭州大学,曾任《都市周报》总编辑、《都市快报》副总编辑;十九楼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,历任总经理、董事长至2017年底2018年创办“丑木科技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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